我們的李敦白
啓麥
今年以來，爲紀念文化大革命三十周年，香港、臺灣和美國等地的報刊，登載了許多有關那場浩劫的文章。讓人感到欣慰的是，如今開始有人從中國社會的基層入手，研究文革的發生和過程了。毋庸諱言，那麽一個波瀾壯闊、里程碑式的社會政治運動，不僅僅是毛澤東、林彪等人的獨角戲，七億中國人民都曾參與其事，不過動機有別、深淺各異罷了。研究那個時期群衆的心態，對於反思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和中國文化傳統，都有極爲積極的作用。
當今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上的人，幾乎都曾是共産主義信徒。由於種種原因，我們之中的許多人對往事引以爲恥了，不是文過飾非就是刪改推委，好象都不曾癡迷過。其實，在“爲共産主義事業而奮鬥”的那些日子里，我們是怎麽想的、都做過些什麽，人人心知肚明，就是羞於公開承認。“護短”本是人之常情，只是不好向年輕人解釋，就象《巴頓將軍》里面說的：“當你的兒孫問起你，‘偉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你在幹什麽？’你總不能說：‘我在掏大糞’吧。”說來慚愧，第一部“中國共運參與者懺悔錄”的作者，竟是一個美國人，他的中文名字是李敦白。
在與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有關係的美國人當中，李敦白的名字遠不如愛德加·斯諾、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和史沫特萊等人響亮。其實，李敦白的中國資歷比他們都深。1945年，他24歲的時候就到中國了。對大陸的人和事，李敦白不是一個旁觀者，他有深入的交往和參與。在“竹幕”後面，他生活了三十五年，認識上迄毛澤東、周恩來，下至黎民百姓成百上千的中国人；他像一名位居要津的幹部，忙於中共派給他的工作；還蹲過十六年共產黨的黑牢。對中國的瞭解和認識，李敦白比許多西方“中國通”廣泛、深刻的多。直到九十年代，他才將自己的故事講出來，那就是《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》（臺灣智庫文化有限公司出版，英文原著《THE
MAN WHO STAYED BEHIND》BY
SIDNEY RITTENBRG AND AMAND ABENNETT）。書里沒有大揭內幕的驚人之語，卻也令人掩卷三思。
近代中國曾經內憂外患、民不聊生。千百萬有良知的人，各執自己的判斷標準，走過不同的救國之路，共産主義運動也是其中之一。李敦白是個同情中國的美國人，經過理論研究和實際比較，他選擇了共產黨，走上了這條崎嶇、泥濘的路。李敦白的做爲、感情信仰上的一波三折，與他的千千萬萬萬中國同伴一模一樣。（以下引號中的話均摘自李著）
李敦白在他的回憶錄里說，1940年代，他們相信“共產黨是想構築出一個社會主義社會，”從而“救中國於貧窮及困乏之中。”爲了加入這一偉大的事業，他們甘願“改變我們自己，抛棄我們的主觀、自私、粗俗的想法，以及任何會阻礙我們對這項目標貢獻的每件事。”因爲“這是一種極其幸福的無我境界。”沒有過那種經歷的人很難想像——他們明白地知道毛澤東的“思想改造運動……是一種意識形態的手術”，也樂於接受，爲的是“將人性提升到更高點。”這一切都做過之後，李敦白不必刻意尋找機會，檢驗自己到底陷進去多深，黨就不請自來地對他下手了。李敦白出生入死地爲他的革命理想幹得正起勁的時候，突然被投進自己人的監獄——他被認定是個美國特務。然而，他修練已成，全不爲冤屈所動。他忍受著極大的痛苦對自己說：“我不恨黨，我愛這個黨……他們必須清除掉內部的敵人……如果黨冤枉指控我這麽可怕的罪名的事實傳了出去，那將對黨有不利的影響。”這絕不是事後做作、聳人聽聞，那是真正的宗教狂熱，當年，同樣虔誠的中共黨員何止萬千。
那是一個很特別的時代，社會的發展像是在爲培植他們的信念鋤草施肥。李敦白入獄六年之後重見天日。舉目一看：“周邊的世界遠比以前好了，而我想要使它更好。”多少像他一樣坐了冤獄的人，囿於定見，忠實地履行著“犧牲自我”的諾言。他們被暫時的繁榮迷惑，輕易原諒了步入歧途的黨，加倍努力地投身到工作中去了。在50－60年代，這樣的故事發生的最頻繁。誠然，“引蛇出洞”的“反右”、殘酷鬥爭的“四清”等，也曾開啓過他們的疑竇，但是，業已成形的觀念太難打破了。在一切還都很不明朗之際，李敦白和成千上萬純樸而又善良的中國人民，怎麽能夠看得透“毛澤東和共產黨的做法，實際上達不到建設起一個民主、昌盛新中國的目的。”我們大概無一例外地有過和李敦白一樣的舉動：困惑地問自己：“我難道會比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委員還聰明嗎？我會比他們更瞭解中國嗎？我是誰？憑什麽去判斷別人？”
就這樣，沒有誰能在一夜之間放棄盤踞心中多年的政治信條。我們同李敦白一樣，一次又一次被欺騙、被愚弄，到了1970年代才開始允許自己動搖。那時他正第二次坐在牢中。在牢里，他“片刻不休地思索了十年”。直到四面八方的現實——海外國際社會的文明與進步，大陸的落後和腐敗——確實證明“社會主義已經失敗”，他們才毫無牽挂地與共産主義訣別。這之中最後一批晚至“六·四”的槍聲響起之時。
李敦白覺醒的比較早。七十年代末，第二次冤獄坐了十年出來以後，他看到：“我以前認識的黨已經死了，已經消失了……它是被它的創造者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摧毀的。它所有的尊嚴光榮都已經消逝……”所以他擯棄了共產黨，回到美國。
在共產黨給予他種種惡劣待遇之後，李敦白仍然中肯地把信仰與政黨區分開來。因爲，解救世間苦厄、創建民主自由國度的理想，並不是共產黨的專利。只是因爲那面鮮豔的旗幟，一度被共產黨擎在手里，人們才跟隨它的。事實上，人們追隨的原本只是那個無可厚非的理想。社會在發展，現今的世界已經熬過了共産主義高燒發作期。正象自然界的某個物種，不能適應變化了的環境就得被淘汰一樣，取而代之的，當然是適合的。
一如李敦白所說：“我們都做了一些奇怪，有時甚至是令人髮指的事。……回到那個時代，一切都那樣真實，我們全都陷入改革和心神振奮的夢幻之境里去了。”我們的行爲曾經象孩子一樣幼稚可笑，但那時我們很真誠，無私的真誠應該是無罪的。大可不必硬說自己當年如何冷眼旁觀，頂多是被動參與等等。中國人非有李敦白那樣的坦誠，不能深刻反思我們民族悲壯的歷程，和我們文化中的弊端。迄至今日，我們之中卻還沒有一個人，像他那樣平心靜氣地直抒往事。
李敦白的書里還有這麽一段話：“在監獄中，我最害怕的就是當我出獄後卻發現社會主義已經失敗，那我所有的苦難孤寂全白受了……”。其實，我們的苦難都是爲了改革社會而受的，個人的厄運是社會進步的代價。社會主義的實驗雖然在失敗了，我們民族前進的步伐並沒有停止。就象貝多芬所說：“我們是爲了痛苦和歡樂而生的，只有經過痛苦才能達到歡樂。”
這部回憶錄提醒我們：切忌用“現實觀念”品評歷史，即不顧當時的氣候環境，站在今天的立場、用已經修正了的觀點、角度，做“事後諸葛亮”。就象一個好爲人師的滑冰高手，嘲笑掌握不好平衡的後生小子那樣。別忘了，我們就是那些“後生小子”，或多或少、積極主動地參與過歷次政治運動和文化大革命。儘管如此，我們也不必難爲情，因爲沒有人能超越時代的局限。理智如德國人，曾瘋狂地迫害猶太民族；聰明如日本人，在亞洲欠下大筆血債；民主如美國人，對有色人種的歧視人們記憶猶新……。每個國家、民族的文明與進步，都是從謬誤甚至罪惡中取得的，那是必經之路。今天我們不必把時間和精力耗費在怨天由人上面，還是把感想和事實都記錄下來，以爲“後事之師”吧。
（原载香港《动向》杂志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