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種奉獻
奉獻好象都是“毫不利已，專門利人”的。實際上，還有一種爲了自己才對別人做點什麽的奉獻。它不是“將欲取之，固必予之”的“吃小虧占大便宜”，它不求回報、只爲心安，其特點是要顯示自己的教養和情操。就稱它做“第二種奉獻”吧。十九世紀俄國大名人車爾尼雪夫斯基，在他那本“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人”的哲理小說《怎麽辦》裏，濃墨重彩描繪的“合理的利已主義”，就屬於這種奉獻。
比如書中男主角羅甫霍夫，發現他深愛的妻子薇拉愛上了他的好朋友，並不嫉妒，而且悄然離去。他說：愛一個人就是希望她幸福，但沒有自由就沒有幸福。如果因爲我的緣故妨礙了你的幸福，我就應當主動離開……。羅甫霍夫爲什麽能如此奉獻呢？因爲他信仰“合理的利已主義”。他那樣做不僅是爲了別人，更多的是要表達自己的信念。車爾尼雪夫斯基認爲，只有爲了安撫自己良心、表現自己境界的奉獻，才能做得自然、無怨無尤。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“利已又不損人”。他甚至說，一個人如果沒有修練到這個程度，不要說另有所圖，那怕心裏稍覺勉強，就不配去幫助別人。
這種情懷難以企及，除非出於某種宗教教義，在社會上難得一見。倒是有一種“合理的利已主義”的“親戚”在中國大陸隨處可以看到。那就是近十幾、二十年裏，幾乎全社會的人對自己家中幼兒、少年的溺愛。在那裏，絕大多數家庭不論幾代同堂，小孩子都是“全家愛的焦點”。但是愛得過份，到了唯命是從、屈意奉迎的地步，以至給社會學辭典增加了一個新名詞：小皇帝。
詩曰：“知否興風呼嘯者，回頭時看小於菟。”親情向爲人所共有，無私奉獻本不稀奇，但是大陸的背景不同。過去，父嚴母慈，養育兒女之外，他們的生活中還有事業、工作、鄰里、朋友等等。怎奈幾十年裏中共接連不斷地開展政治運動，他們“挑動群衆鬥群衆”，同學、同事、朋友間的友情逐步被相互批判鬥爭所代替，人與人的關係壞到誰也不敢相信誰的地步；物質生活也極艱難，偷竊行騙、借債不還之類的事情非常普遍，弄得人人設防。可是，愛人之心人皆有之。再怎麽天良喪盡的人，父愛母愛還不至泯滅。面對險惡的世故人情，本能中的愛心向哪里發泄呢？
社會上吃的虧多了，誰人還敢到身外尋找寄託情感的所在，看來看去，唯有自己的骨血堪此重負。孩子是自己的一部分，是父母生命的延續，對他們奉獻就是給自家做好事，既符合利它主義精神，又不冒恩將仇報之險。這不也是出自利已的本意嗎？
這當然是一種“社會重病後遺症”，如此奉獻，外人得不到直接的益處，只能算做“合理的利已主義”的一個分支，或曰“現代變種”。
（原載《世界日報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