讓馮友蘭先生安息吧
啓麥
對史學界而言，馮友蘭先生是一位在哲學和哲學史領域中，貢獻卓著的大學者。社會上知道他的當中人，好象對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現，更加津津樂道。馮氏一生治學，著述等身，近百歲乃去。文革期間，他曾應“四人幫”爪牙之請，加入過“批林批孔”的行列。這事兒，他在自傳《三松堂自序》中對國人已有交待。此事過去已經二十多年，馮友蘭幾年前也作古了，卻仍然能夠看到揭他瘡疤的文章。最近的一篇是對馮老先生女兒的採訪記，雖說是善意地淡化馮的所爲，畢竟又觸到了人家的痛腳。這一類的事情，隨處可見。
其實，任何人都有軟弱的一面，所以才有“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”之說。我過去受得也是揪住壞人壞事不依不饒的教育。到了美國，一次去波士頓附近，美國獨立戰爭遺址參觀。看到美國民兵的紀念碑近旁，竟然還有一座戰死的英國士兵的墓碑，上邊題著的詩中道：每當太陽升起的時候，他們的媽媽還在盼著他們回家……。這是我第一次看到竟然有給敵人立碑的事，我很驚訝。後來我又發現，歐美發達國家的人民，對待生還的戰俘並不苛責，即使他們丟過鄉親們的臉。我想，人與人之間的寬容度，一定是和其國家的文明、進步程度成正比的。我們不也是相信“家和萬事興”的嗎？
沒有人否認“以古爲鑒，可以知興替；以人爲鑒，可以明得失”。只是，凡事都要有個限度。我們的國家民族，在發展的路上，之所以走得格外辛苦，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在辯白誰是誰非、誰好誰壞、“三七開，還是二八開”……這類事情上面，消耗的心機和氣力太多了。稍遠一點的如：抗戰勝利了，硬要對淪陷區的“僞民、僞學生”來一番甄別。弄得大家不能同心同德地收拾破碎的舊山河。後來的共產黨更是“挑動群衆鬥群衆”的行家里手。鬥得神州大地的人們象“星星一樣的疏遠”。人心不齊，何談共建家園？
經過了雨橫風狂的年代，清白無辜者能有幾人？本來沒做什麽大事的馮友蘭且被人詬病至今，那麽張友蘭、李友蘭……又怎麽能毫無顧忌地出來爲國效力呢。往事已矣，中國在向前進，我們最需要的是寬容、是互助。中國的人心既渙散又敏感，經不住挑剔和刺激了。還是“爲圖大業共攜手，相逢一笑泯恩仇”吧。
（原載《北京之春》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