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 個 難 題
啓麥
《在家和尚周作人》裏面，有張中行先生兩篇講“苦雨齋”的，文中都有“談人不易”的感慨。張先生說談人最難在評價，“評價要有標準。仁者見仁，智者見智，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標準。……標準定不下來，評價就懸空了。”可見，蓋棺論定，也是就某個確定的前提和範圍而言的。
規定了前提、範圍，我們就比較容易談論和評價一個人了。因爲人都是立體的、多面的，可以選擇他的一個、或幾個側面來發議論。象周作人這樣的人，曾經是青年導師，一生寫了那麽多文章，他的風格和見識，熏陶、影響了幾代人。我想，對於今天的人來說， 周之作家、學者的側面，還是應當給予好評的。類似的人還有，例如胡蘭成，其學問、品味也不能等親視之。他們之爲人頗不單純： 一方面繼承了中國文化中的一些精華，同時又一反“做人須謹慎，爲文可放蕩”的古訓，是“文人無行”的代表－－抗戰期間，這樣“可以擡出來讓國內外看看的人物竟然倒了”。
一個公衆人物可以是千面人，每個側面背後必然會有聯繫。其內外的關聯，卻不象中醫用五行、五色、五味，來推演臟腑、五官、體表的關係那樣明確和必然。因爲人的思想遠比物質結構玄妙。知人論事的理論雖多，卻因各有立場，便不免牽強附會、挂一漏萬。
在更好的辦法發明之前，還是借助常識吧。西諺有云：沒有一個罪犯的身上，不具有閃光的東西。如果這個罪犯本來是位學者、作家，因人廢言就是後人的損失了。比如趙子昂，他的書法圓潤遒麗，自成一家，可以師視之。故歷代與顔、柳、歐並列四大書家。至於他由宋入元的悖祖行徑，早就只對歷史學家才有意義了。所以，在臧否人物的時候，我們不必在全盤接受和徹底揚棄之間走極端，選擇有用的部分取之可矣。就象一株野玫瑰，天之精、地之露既給它美麗的花朵，又讓它有毒帶刺，誰人不知避開毒刺，只擷其花呢？
( 原載臺灣《中央日報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