剪輯人生佐历史
啓麥
分散在報刊雜誌上的文章，可以剪裁下來，粘貼成有系統的資料簿。豐富多采的人生經歷，也能依不同的側面、段落剪輯一番，寫進著作裏，那就是自傳、回憶錄。
什麽是歷史？歷史就是人的故事。據說中國的史學界，有過秉筆直書、不粉飾、不矯過的獨立性。因禁不住政治和強權的壓力，才漸漸把史書變成了“爲勝利者所作的注釋”，很多重要的歷史事件和過程，不是重新編造，就是語焉不詳。現在，臺灣、香港的政治開明了，大陸也在緩緩解凍，但是修一部客觀、公正的歷史還需要一段時間，我們可以先從歷史見證人撰寫的自傳和回憶錄裏，窺見些往事的詳情和真象。
比如，顧維鈞先生那部五百多萬字的回憶錄，就是他漫長一生中外交家生涯的剪輯。我想，研究北洋政府和民國外交史的人，不讀他這部書恐怕是不行的。顧氏是許多外交大事的參予者，他的回憶對官修史書有一些補正。例如，我從小就聽說，袁世凱爲了讓日本軍國主義支援他恢復帝制，竟秘密與日本簽訂了喪權侮國的“二十一條”。顧維鈞做過袁的英文秘書，他追述這段史實時說：是日本先向袁世凱提出“二十一條”的，袁無力與之強爭，就派顧維鈞於每天中、日談判之後，悄悄地到英、美公使館去，將會談的情形知會他們，以求助英、美出面遏制日本。
張國燾先生曾經是著名的共產黨領袖，後來投到國民黨方面。晚年在香港出版了《我的回憶》，回顧他的共產黨員經歷。其中也頗輯了些與我年輕時學到的黨史相左之處。他說，西安事變時，他看到毛澤東向張、楊那裏的中共代表周恩來發電報，要周鼓動西安的中、高級軍官殺蔣。後來，共產國際突然給中共來了指示，說中國當前首要的問題是與日本的民族矛盾，而共產黨力量尚弱，不足以領導抗戰，非擁蔣抗日不可，故應和平解決“雙十二事件”。看到張著之前，我只知道“共産党深明大義不計前嫌，爲顧全民族利益主動勸張學良、楊虎城釋放蔣公……”。
當事人的敍述，一向被稱做“野史”，不全面、不系統也許是其含義之一。讀者若將有關同一時代的野史合起來看，與其他史料比較、印證，就能剪輯出相當完整的畫面。譬如，汪僞政權那一段，正規的史書無不帶有強烈的斥責情緒，文多重在批判、輕於徵引史實。所謂“和平運動”的起因、過程和結果，至今還得從金雄白、胡蘭成、陳公博、陶希聖、周佛海等人的回憶之中瞭解其大概。中共黨史實不堪讀：一則一味吹噓、二則信口雌黃。若是對照著讀張國燾、郑超麟、蔡孝乾、龔楚、李德、盛岳、王凡西等人的自傳，就能增加許多側面和片段，剪貼出富有立體感的中共黨史。
誠然，歷史不是若干一家之言拼湊起來的，它們只是史料的一部分。從人生剪輯者的著作中，還能看出另外一些東西。比方說《曹汝霖一生之回憶》，是一部頭重腳輕之作。他一生的光彩都集中在清末民初那十幾、二十年，“五.四”以後便黯淡無光了。他的自傳跨越七、八十年，重頭戲在都前半生，後面則輯無可輯，比重失調中透露對出富貴無常、世態炎涼的無奈。周作人的《知堂回想錄》，則有意避開他“落水”那一段不剪，用“一說便俗”來推脫他曾經給中國知識界帶來的恥辱。然而那一塊空白，自有其他見證人會把它貼補起來。
我還看過一部“剪輯”的很好的自傳，是臺灣中研院院士李先聞博士的回憶錄。他把自己刻苦讀書、勤奮研究的情形，和做錯的事和出過的糗剪貼在同一部書裏。顯示了一位真正的科學家，質樸、高尚、幽默的品格。
（原載《華盛頓新聞》）